五四启蒙思想的大潮中，先后在充分西洋化的清华大学读书和留美学习生活的熏陶下的闻一多，培养了自己对于文学艺术非常富于探索性的现代意识和审美眼光。当他带着这种现代意识、眼光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养成，进入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时候，就充分显示出一种自己独有的清醒和超越的姿态。二、三十年代里他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神秘美的探索，就是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发现和审视的一个侧面。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象征派诗歌崛起之后，他们创作中体现的令前辈老诗人雨果都感到一种“新的战栗”的神秘美，成为现代诗歌迷人的艺术品格。受到这种当时已磅礴世界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五四初期的诗人，也曾有过关于神秘美在诗歌中意义的零星思考。但是，在诗学建设领域里，能够自觉地将这种“神秘性”和诗歌美联系起来，并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有意引入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成为一种独特审美观念的，是闻一多。闻一多一开始进入诗学批评，就将“幻想性”与由此产生的“幻象”，同诗歌的神秘素质联系起来。他力图改变初期新诗缺乏美的贫血症，在诗歌深层的审美观念上进行一番革新的努力。
在现代诗学批评中，闻一多自觉追求这种“幻象”的神秘美。在莪谟的诗里，他看到了“文字变成了梦幻，梦幻又变成了图画”的“东方的锦雉与象牙的光彩”，他赞赏地说“神秘性充满了罗瑟蒂全部的著作，……因为神秘性根本是有诗意的。”在早期意大利一些宗教画家那里，他看到了这样的特征：“神秘是他们的天性，不是他们的主义；在他们无所谓象征，象征便是实体。”如果“有了那种精神”，在美术上或文学上，都可以“创造奇迹”出来。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是个生命的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还存在”。可以看到，宗教信仰的意识，文学艺术的吸收，对于一种美学品格的偏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他对生命本体和诗学建设的思考中，神秘美已经成为一种完整的精神追求和批评尺度。
可贵的是，闻一多对诗学神秘美的思考，不仅是对西方艺术简单的回应，而且努力在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现代西方诗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他在新诗创作追求人的灵魂与自然结合中受到外物阻隔所阐释的神秘美中，体悟到庄子的“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的境界。他探求“诗中有画”的境界在东西诗学中发展的可能性与得失。他考察《诗经》中“隐语”的时候，探讨了《易》的“象”与《诗》的“兴”同“隐语”所必须具有的“神秘性”之间的联系，第一次在理论上揭示了“隐”的神秘美功能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阐明：“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同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来说，实在都是隐。”闻一多以对古典文本扎实的文字考证与细腻的艺术发微，将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中西诗学的对话，涉入到历史纵深，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读解。新诗神秘美的诠释进入了古今东西诗歌艺术交汇的现代性探索轨道。
在创作上，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特别是后者，在神秘美的追求方面不仅有所尝试，并表现了自己成功的实践和独有的特色。他多运用梦境的描写、幻象的营造、象征的手法、死亡意象的抒情，构成意义的隐藏和模糊、情感的深层表现，达到或浓或淡的神秘美艺术效果。这些诗涉于神秘美而不在神秘中自溺，追求隐藏而不迷失透明的节制，他把握了审美接受中民族的心理与习惯，实践了将象征的神秘与“兴象”的神韵巧妙的结合，给中国现代艺术带来了一种深层次的“东方的美”。
闻一多一生追求美，相信过“唯美主义”。但他以美来关怀社会和人生，以美来抗争现实黑暗，最后为了搏战丑恶与黑暗，追求一个合理的美的社会，献出了自己47岁的生命，实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美的极致。他对于艺术神秘美的追求，是他生命精神的一部分。他对中国新诗神秘美的构建，坚持了新诗现代性追求的方向。这种探索与追求不应该是历史的一点遗迹，它将活跃于新诗的创造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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